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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
國民政府時期公醫(yī)制度收效甚微原因探析
國民政府時期公醫(yī)制度收效甚微原因探析
如前文所述,國民政府時期公醫(yī)制度的推行在衛(wèi)生機構的建立、衛(wèi)生知識的宣傳、傳染病的防治、婦嬰衛(wèi)生的重視及預防與治療并進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,但是,受多種因素的影響,國民政府時期公醫(yī)制度的推行,相對于民國時期人口眾多、衛(wèi)生事業(yè)的基礎非常薄弱、衛(wèi)生事業(yè)起點低的總體社會境況來說,收效甚微。“總計當時合公私立醫(yī)院診所約有病床60000余張,以人口平均,每8000人僅有病床一張”,當時的衛(wèi)生部人員無奈地表示:“與美國平均每70人有病床一張相
2、比較,相差仍遠。”[20](P1220)
對傳染病的防治,雖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,但是每年因患傳染病而死亡的人數依然很大,傳染病流行的情況依然十分嚴重。以下是對當時天花等流行性傳染病的情況統(tǒng)計:
1939年—1947年全國天花流行情況簡表[1](P16)
年份193919401941194219431944194519461947合計
患病數27862546126469777645055735338205621583281510
死亡數437288196611429447246712571298911762
1940年—1947年6月全國傳染病
3、統(tǒng)計表[28](P5581)
年份霍亂赤痢天花瘧疾
病死病死病死病死
19401478119545785525072546288199718
19413517110198450491264619963863603789
1942235979521897403447977211423362911858
194317385631886621379564509443638801751
19441196350411308615573724193523643
19452155252015916314995338671235648945
1946541971546016555024692
4、038525339842523932
19472012351467304158322989357934651
以上兩個表中1942年天花病患者數量上有一點出入,前表記載的是9777人,而后表記載的是9772人,1946年,前表中患天花的是20562人,死2571人,而后表中,患者20385人,死2533人,雖然有一定的差別,但是差額不大,表明其可信度。通過以上兩個表格所反映的1939—1947年9年的時間里天花等其他傳染病的患者和死者數目,可以發(fā)現,每年患病和因患病而死的人口數依然居高不下,沒能使群眾在遇到疾病的侵害時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,使病情得到控制,降低人口的患病率與死亡率
5、,無疑反映了當時醫(yī)療衛(wèi)生工作進展的不順利和公醫(yī)制度成效的不顯著。
喧囂一時的公醫(yī)制度在浩淼的歷史長河上激起了幾圈漣漪后最終歸于平靜,留給后人深深的思索。為什么它在國外特別是在蘇聯,取得了巨大的成績,而在中國推行,卻沒有達到所期望的效果?筆者認為原因在于:
(一)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
20世紀30—40年代,中華民國正處于經濟困窘之中。雖然1927—1937年中國的社會經濟有一定的發(fā)展,但日本發(fā)動全面侵華戰(zhàn)爭之后,中國軍費開支巨大,國民經濟凋敝。1945年,中央銀行年度營業(yè)報告上說:“蓋八年抗戰(zhàn),國力虧損已甚,加以敵寇于上年末季由湘而桂,由桂而黔,所在破壞
6、,西南地方糜爛尤甚,當情勢緊急,我大軍云集時,物資供給倍極困難,后方負擔愈加重巨。[30](P444)1940年,廣西省擬具了關于擴展衛(wèi)生事業(yè)的五年計劃,預計興辦新事業(yè)8項,提交國民政府行政院,請求給予補助五年共580余萬元。但是,經過財政、內政兩部門的審核后,將原定的五年改為兩年,原定的8項計劃從1940年開始先開展其中的4項。[31]“衛(wèi)生雖是一個強國富民的政策,但究竟是要有很多的金錢用在上面,才能發(fā)生效力的。況且行政,首重建設,在這樣民窮財盡的中國,將何以語此?”[32]抗戰(zhàn)勝利以后,國民政府又將其精力投入到了內戰(zhàn)的發(fā)動與準備之中,更沒有財力來應付衛(wèi)生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了
7、。1946年,由于財政緊縮開支,貴州省健康教育委員會被撤消,健康教育工作因此停滯。[33](P104)可見,經濟因素是一個決定因素,公醫(yī)制度在中國最終歸于沉寂,缺少經濟的支撐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。
(二)民眾認識水平低,宣傳教育開展困難
中國的民眾特別是廣大農民,認識水平十分低。生病時,他們一向迷信虛幻的超越現實世界的鬼神,將求生的希望寄托在虛幻的神靈身上,聽天由命,“小病抗,大病躺,重病等著見閻王”。加上傳統(tǒng)的倫理道德觀念對婦女思想的束縛,她們不愿意被陌生男子種痘,使衛(wèi)生科學知識的宣傳與推廣阻力重重。他們普遍不相信西醫(yī),對預防常識不易接受,認為種痘不種痘無所謂,不與
8、種痘人員合作,甚至認為給他們種痘對他們有危害而極力的加以抵制。遇到猩紅熱流行,農民怕“天災”盛行,種痘引起災疫;遇到閏年,也推說不能種痘。[16](P234)如劉瑞岳在辦理江寧縣衛(wèi)生工作時,到民間給農民診病投藥,再三向民眾解釋說,種痘沒有危險,小孩子能因此得到免疫不患天花,結果人家認為他是在多管閑事,如果緊緊相逼強迫種痘,他們則抱住小孩,拔腿就跑了。據當時的報紙記載,湖南攸縣“從省衛(wèi)生實驗處領到大批痘苗,將種痘時間及免收各項資費登報公布,而前來種痘者仍寥若晨星。”[34]南京市一個衛(wèi)生分所,調查一個患傷寒而死的車夫,并派一位男性衛(wèi)生護士攜帶藥品器
9、具,到那家消毒,不久回來說,無論他怎樣說消毒的好處,那家老太太絲毫不予理會,只是抱著死者的尸體不停地哭。防疫主任要他想方設法、竭盡所能的達到消毒目的。結果回來時,衣服被那老人撕破了幾處,臉上傷痕累累,消毒目的還是沒有達到。[35]
1939年,湖南省花垣縣設衛(wèi)生事務所,開始預防接種牛痘苗注射霍亂、傷寒混合疫苗,到1941年,湖南省第十四防疫隊來到該縣,強迫民眾打預防針,不少人因疑慮、恐懼而躲避,縣民吳得方被注射后,立即下河洗澡,導致死亡[36](P526),造成了很壞的影響。在全國各地,特別是落后的鄉(xiāng)村這種現象層出不窮。這一方面反映了民眾的認識水平低,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實行公醫(yī)制度的過程中,宣傳教育工作做得不夠,許多必不可少的程序沒有完成,影響了公醫(yī)制度作用的發(fā)揮。